越来越多水系的水质变好了。城市垂钓已经成为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，也是“还河于民”的好机会。北京的南护城河、杭州上城区的新塘河等城市中心地区逐步开放了垂钓河道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2021年开始的“长江十年禁渔”计划也导致了一些沿江城市对垂钓进行了更严厉的禁止，例如武汉、重庆，甚至上海（崇明区），过去一些允许垂钓的地点都可能永久性或间歇性禁止钓鱼。成都甚至在更早一年便实行了“十年禁渔”，而且特别规定，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所有水域禁止钓鱼。

　　开放和禁止，看上去矛盾，其实背后反映了一个问题：城市应当如何管理钓鱼活动？

　　钓鱼有源远流长的历史，曾是人类维持生活的一种劳动，如今发展为一项综合性的体育活动，拥有大量的爱好者。但长久以来，由于部分渔业生产和不文明的“绝户”行为，其产生的破坏性，常常令城市管理者头疼。

　　首先，野蛮钓鱼行为会破坏生态。不适的钓鱼方法，如“锚鱼”，具有较大杀伤力。用会刮伤鱼类的大型钓具在水中拖曳，钓上一条鱼，几十条鱼可能被连带刮到，导致重伤死亡，甚至连江豚也会遭殃。

　　一些“职业”钓鱼人会使用泥鳅、虾类做窝料，引诱翘嘴鲌等凶猛鱼类聚集后垂钓，在短时间内钓获大量鱼类。根据重庆农业农村委的经验，有些人在一天甚至可以钓上数百公斤的鱼。若垂钓演变为非法捕捞，就“真刑”了。而且，若用活泥鳅等活体饵料，具有一定的逃逸性，且繁殖能力强，若在原本没有泥鳅的水体大量繁殖，也会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。

　　缺乏基本鱼类知识，一些爱好者的不当行为也会破坏河道生态涵养。将野钓点选择在混有保护物种的水域，或鱼类洄游产卵区和幼鱼集中区，容易造成生态破坏。

　　针对以上问题，城市管理者应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有城市明确列出禁止的钓鱼模式，同时也给出推荐钓法，从选择渔具开始控制钓获量，即“一人一杆一线一钩（单钩或双钩）”。

　　而针对休闲垂钓和捕捞之间的灰色地带，则可对钓获量、渔获大小实行定量管理方法。《四川省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就明确，总量2.5千克是休闲垂钓的上限，超重钓获物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。

　　同时，加强城市垂钓宣教。让爱好者不仅能享受钓鱼的乐趣，也认识到钓鱼中的“适与不适”，不让无知“误伤”生态。

　　不文明与不安全行为也困扰着城市形象的建设。曾几何时，钓鱼爱好者与城市管理者一度玩“猫捉老鼠”。原本开放的钓鱼区，因乱丢垃圾和随意践踏绿地，变得令人扫兴，钓鱼爱好者不断开发新的野钓地点，可能又破坏了更多的城市水岸环境。

　　另外，几乎每年都会有人钓鱼钓得“上头”，不顾自己安全，翻越护栏捞东西而溺水身亡。还有在天气恶劣时、夜间和酒后还硬要钓鱼结果被困的情况。本是一项益于身心的休闲体育活动，最终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代价。

　　除了加强平日的河道巡逻外，加强市民教育形成大众监督，以及利用数字化手段如大数据监控，提高发现问题的效率，成为很多城市的选择。

　　在城市水治理的努力下，越来越多水系完成了从劣V类到III、IV类（鱼类可生存水质）的提升。鱼儿重回城市，表明城市不再是“寂静的春天”。

　　这也催生了市民的垂钓需求。近年，不少城市如北京、杭州等逐步在城市中心地区开放垂钓河道，并提供更多的公共配套服务，从“管理”到“服务”，进一步实现“还河于民”。

　　如何设置公共垂钓点位？还能提供哪些配套服务？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梳理相关城市的具体操作，发现了以下可借鉴的经验：

　　第一，水环境治理须达指标。杭州要求公共垂钓点的水质必须保持在IV类以上，河道生态系统也相对完善稳定，有固定的鱼群。这样才经得起垂钓者对种群的“干扰”，保持生态平衡。

　　第二，选点布局需充分考虑。北京选取河道水质条件较好、亲水性较好、停车和上下河坡较方便的区域，既符合钓鱼爱好者的习惯，也方便定点管理，可以更有效地分配城市管理资源。

　　第三，打造更见绿的亲水空间。很多人热爱钓鱼是为了享受大自然。他们倾向于有更多绿色的环境，例如有树木、灌木的堤岸，或芦苇荡之类的湿地形态，而非光秃秃的大草坪。中心城区往往建设空间有限，这对亲水平台的设计提出了要求。在南通濠河风景区北侧，绿色护堤和亲水平台交错的形态替代了单一的防洪墙，让人更亲近于水体。晚上，很多年轻市民来夜钓，为传统的“濠河夜游”增加了更多光影趣味。

　　第四，期待更人性化、精细化配套设施。例如，杭州在公共垂钓点设置了专门的渔具摆放区、救生设备、非机动车停放区和分类垃圾桶等配套设施，有的垂钓点甚至还配有遮阳伞支架孔，不论晴雨天，垂钓爱好者都能“闲来垂钓碧溪上”。